[45]1907年，日本著名公法学家清水澄特别为中国人编写了《汉译法律经济辞典》。

[21]参见李惠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8页。本规定仅限于避险行为手段适当时适用。

超个人法益不存在承诺的违法性阻却问题，譬如，即使农地容许倾倒事业废弃物，仍属法所不许，因维持农地的农用状态系属所有人之状态责任。在实质法治背景之下，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的含义并不单单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还包括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其他的规范性文件，甚至于法的精神。相反，美国公法学界重提规制行政是因为二战之后的规制措施，在效率与正义的背反命题上出现了价值观偏离。该法第15条规定：正当防卫：（1）基于正当防卫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补正应当以书面决定的方式作出。[49]林锡尧：《行政罚之超法定阻却违法事由》，载《中华法学》2009年第13期，第36页。关于主观过错要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地位，上文共归纳了四种情形，以下将主要围绕其中第二种样态，特别是聚焦于《食品安全法》第136条食品经营者尽职免责条款来展开分析。

[24]参见注（17），第52页。同时这也意味着规范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所能为之事，存在不同程度的期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异，使得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无法在同一维度上互相辩驳，而只能予以调和。正是规范目的的多样化导致了主观过错要件的不同地位，一般越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则越淡化主观要件的地位，因此责任评价的客观化与危险防御的规范目的密切相关。

某种意义上来说，食品经营者之所以可以免除处罚，是因为充分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详细记录进货信息，既能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提供调查线索，又能降低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安全风险。李洪雷:论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7页。

如实供述，表现为经营者有配合调查的客观行为，不属于主观要件，当然如果所供述的进货来源是合法的，则能够进一步佐证主观上不知情。注意义务的客观化是进货查验义务标准的客观化，而不是将其直接等同于禁止销售不合格食品本身。而规范期待的类型化与具体化是对注意义务的进一步明确，根本上还是由法律来对各类群体的控制能力进行规范衡量。[28]参见注（1），杨利敏文，第119页。

在危险防御的逻辑下，责任评价有客观化的趋势，但仍与结果责任存在本质区别。此时的责任评价已抛弃了绝对的意志自由观点，而是从经验事实所确证的知识，来推断行为人所具有的自我掌控能力。责任原理及其变迁主要面对的也是为何在行为人没有直接意图的情况下要进行非难性评价，以及如何对过失进行认定的问题。如《食品安全法》第122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或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为人要予以处罚，此外还规定明知从事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也要予以处罚。

[15]参见注（3），第427-429页。此时制裁措施的目的，除了有对行为人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的非难之外，还包含上下游危害风险的预防与控制。

从处罚的实施目的和效果来看，处罚作为制裁行为，是对行为人过去违法行为的规范性评价，同时也希冀通过惩戒来达到预防再犯的效果。行政机关及法院主张根据规范所明确的进货查验制度，来逐项审查行为人是否充分履行了注意义务。

比如根据食品类型，经营者销售的除了一般食品外，还有食用农产品。比如上述案例中，当事人就有两个违法行为：一是食品标签不符合规定，二是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食品销售记录制度。……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将对于主观心理状态的非难，转化为客观的制度化义务要求，在遵循主观归责的同时，实现了责任评价的进一步客观化。并且，不少学者认为责任主义不仅是刑罚原则，更是宪法原则，应当贯彻于行政处罚的适用之中。而食品销售企业除上述义务外，还需要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明确关于进货查验和记录的方式、内容、人员以及记录和凭证的保存方式和时限等内容，并以企业规章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作为日常运营的规则。

又比如，食品经营行为除了食品销售外，还包括餐饮服务，[33]二者的进货查验要求也存在差异。从违反行为规范直接推定违反注意义务，其实是一种结果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

这一解读尽管与本文有区别，但通过进货查验义务的履行来判断主观过失这一点与本文一致。《行政处罚法》在规范用语上其实没有明确区分这两者。

[43]责任评价的客观化是对威慑策略的调整，但不否定威慑发生效果的基本前提。[23]参见注（19），终审判决书。

[41]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第74页。[21]《食品安全法》第126条第1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三、主观过错认定方式的客观化《食品安全法》第136条表明，食品经营者如能证明在采购时无主观过错，不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则可免除处罚后果。2.根据所涉行为的特性制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以上是根据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制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此外还可根据所涉行为的特性来设定类型化的注意义务。

该文在肯定行政法规范作为推断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类型化依据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这种推定应考虑该填充规范与行为人维持预见和避免损害结果的能力之间的关联性。[31]参见《食品安全法》第65条、《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26条、《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指南（试行）》10.1进货查验第6项。

由于这两者对行为的违法性评价不同，在理论上加以区分是必要的，[8]但鉴于本文关注的是主观过错要件的认定和适用，至于适用结果是免予还是不予，在此影响不大。后文除了围绕第136条展开分析之外，也会回溯其他几种样态，以期在一个更完整的规制背景下解读行政处罚主观过错要件的适用问题。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历城区市场监管局）查明，上述进口啤酒的外文标签中标注的甜味剂：甜菊糖苷、抗氧化剂：抗坏血酸在中文标签中未有标注，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关于进口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的规定。参见黎宏:关于‘刑事责任的另一种理解，《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第30-31页。

只要始终以具备自由意志的行为人为中心，责任评价的客观化就与结果责任存在本质区别。但即便是坚持过错责任立场的学者也承认，主观过错要件的适用会面临如何证明的难题。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此外关于如何证明食品经营者明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除了列举经营环节中明显故意为之的违法行为外，还将采购环节的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列入其中。

这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有责和无责的影响，主观过错在有责性这一层面上没有贡献，因此不属于主观归责，也是一种结果责任。而如果规范目的还进一步关注行政秩序维护，那么关联性要求就会降低，此时注意义务与结果避免可能性之间只是一种盖然性的关系，即如果行为人履行注意义务，将能够大概率地避免危害后果发生，那么就有启动制裁的必要。

而当法所容许的风险被压缩到几乎为零，就将导致一种结果责任。法规范期待食品经营者在购销过程中，通过充分履行进货查验的注意义务，来避免采购不符合标准的食品，从而防止其流入市场。

这主要取决于规范目的是限于具体法益的保护，还是延伸至行政秩序的维护。[41]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行政法在界定法益时比刑法宽泛，而秩序维护往往被视为公共利益。